編者按：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30周年座談會上講道：“毛澤東同志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戰(zhàn)略家、理論家，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偉大開拓者、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yè)的偉大奠基者，是近代以來中國偉大的愛國者和民族英雄，是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是領導中國人民徹底改變自己命運和國家面貌的一代偉人，是為世界被壓迫民族的解放和人類進步事業(yè)作出重大貢獻的偉大國際主義者。”對于西藏人民而言，毛澤東主席又是解放西藏、建設西藏的主要決策者。

　　1949年，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領導同志在西柏坡與斯大林特使米高揚會談時，第一次談到西藏的解放問題，到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于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xié)議》簽訂，毛主席一系列高瞻遠矚的“進軍西藏、經營西藏”決策部署，為西藏實現和平解放和后期實行民主改革、民族區(qū)域自治指明了方向。重溫毛主席對西藏工作的一系列指示精神，解讀中國共產黨解放西藏、經營西藏、建設西藏的厚重歷史，感受毛主席作為第一代領導核心浸潤于西藏大地長留人民心中的深恩厚澤。

　　悉心指導西藏民主改革，為人民當家作主提供制度保障

　　變革西藏舊的社會制度，實現百萬農奴的徹底解放，既是十七條協(xié)議的應有之義，也是人民群眾的愿望所在。為了早日實現和平改革，救百萬農奴于水火之中，中央及西藏工委反復向西藏地方政府上層做解釋工作，耐心等待。

　　然而，西藏上層反動勢力視黨的政策為軟弱，1959年3月，西藏地方政府中的上層反動分子，違背歷史潮流和西藏廣大人民的意愿，公然撕毀《十七條協(xié)議》，發(fā)動全面武裝叛亂。在這種情況下，中央政府果斷決定解散西藏地方政府和徹底平息叛亂，同時堅決放手發(fā)動群眾，實行民主改革。

　　3月21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發(fā)出《關于堅決平定西藏叛亂的政治工作指示》，指出：“為了較快地、徹底地平定西藏叛亂，必須把軍事打擊和政治爭取、發(fā)動群眾三者緊密結合起來。”強調平叛部隊要“隨時隨地注意遵守群眾紀律，尊重藏族人民的宗教信仰及風俗習慣，以模范的行動去影響和爭取西藏人民。”“對于愛國的西藏上層人士，應積極進行統(tǒng)戰(zhàn)工作，爭取他們進一步靠近我們”“要把參加叛亂的分子和一般的藏族人民嚴格區(qū)別開來；在叛亂的反動集團中，又必須把堅決反動的骨干分子和脅從分子區(qū)別開來，以利于爭取群眾，分化和孤立敵人。”

　　西藏工委、軍區(qū)堅決貫徹中央、總政的指示，把平叛斗爭和領導人民實行民主改革作為中心任務。平叛是改革的必經步驟和必要手段，只有消滅叛亂武裝，推翻反動統(tǒng)治機構，才能打開發(fā)動群眾的局面，為實現改革掃清障礙，鋪平道路。改革是平叛的必然要求和根本目的，只有徹底摧毀封建農奴制度，解放西藏勞動人民，才能摧毀滋生叛亂的社會基礎，鞏固平叛的成果。

　　黨中央、毛主席十分關心西藏的形勢，根據毛主席的指示，中央政府宣布因西藏上層反動分裂分子的叛亂，“中央原來決定的六年不改的政策，自然不能再繼續(xù)執(zhí)行下去。”

　　毛主席指出：“我看，西藏的農奴制度，就像我們春秋戰(zhàn)國時代那個莊園制度，說奴隸不是奴隸，說自由農民不是自由農民，是介乎這兩者之間的一種農奴制度。”這個“舊制度不好，對西藏人民不利，一不人興，二不財旺”“有些人對于西藏寄予同情，但他們只同情少數人，不同情多數人……西藏大概是一百二十萬人，用減法去掉幾萬人（指參加叛亂的人數），還有一百一十幾萬人，世界上有些人對他們不同情。我們則相反，我們同情這一百一十幾萬人，而不同情那少數人。”

　　經毛主席批示同意，中央于1959年3月22日發(fā)出《關于在西藏平息叛亂中實現民主改革的若干政策問題》的指示（草案），明確指出：民主改革要“依靠勞動人民，團結一切可能團結的力量，有步驟、有區(qū)別地消滅封建農奴制度。”“西藏地方政府擁有的耕地必須分給農民所有，其債務、烏拉和差役應予廢除。對于貴族的封建占有制也要一律廢除。但在作法上應根據他們的政治情況，加以區(qū)別對待……對于在平息叛亂和民主改革中表現進步并且政治上還有較大影響的進步分子，可采取贖買的辦法”。中央對牧區(qū)、寺廟的民主改革以及對待工商業(yè)等方面的問題，也都做出了具體規(guī)定。這些規(guī)定，為西藏的民主改革指明了方向。

　　全面平叛初期，正值西藏高原春耕播種季節(jié)，那時民主改革尚未展開。農奴群眾既高興又焦急。高興的是將要實行改革了；焦急的是正值春耕大忙季節(jié)，一些領主因參加叛亂不再經營土地了，農奴缺少種子、耕畜、農具等，難以播種，如果地種不上，秋后沒飯吃。對此特殊情況，西藏工委立即報請黨中央和毛主席批準，宣布沒收原西藏地方政府和參加叛亂的貴族、寺廟的土地，實行誰種誰收；對未叛的貴族、寺廟的土地實行“減租減息”政策。保證了當年農區(qū)適時春耕播種。

　　毛主席極其關心西藏及涉藏地區(qū)的情況和民主改革政策的確定問題，于1959年4月7日致信國家民委副主任汪鋒，索要有關西藏及涉藏地區(qū)情況的十三個方面的材料，以便于對西藏的民主改革及時指導。

　　根據毛主席的指示精神，西藏工委討論擬定了《關于在當前平叛工作中幾個政策問題的決定》，就接管舊政權、調整行政區(qū)劃、對舊官員和對叛亂分子的處理、交通運輸、財經工作、涉外事宜、收繳槍支、建立地方武裝、農牧區(qū)工作、寺廟改革、組織機構和干部的調配等13個方面，制訂了一系列政策。中央于5月31日批準了這個草案，認為所定的各項政策都是正確的。中央指出，改革將在充分照顧西藏地區(qū)特點的條件下進行，把自下而上的充分發(fā)動群眾同自上而下的協(xié)商結合起來。中央指出，西藏民主改革分兩步走。第一步以“三反雙減”為內容，第二步以分配土地為內容。明令宣布廢除烏拉差役制度，廢除高利貸，廢除農牧民的人身依附；沒收參加叛亂的貴族、寺廟及原西藏地方政府的土地，由原耕農民耕種。按照毛主席的多次提議，中共中央創(chuàng)造性地決定了對沒有參加叛亂的貴族的土地和多余的農具、耕畜、房屋實行贖買政策。

　　這些改革是中國共產黨根據中國革命不平衡性的特點，正確處理民族地區(qū)共性與個性，特殊與一般的結果，是黨的民族政策在特定時間、地點靈活應用的充分體現。特別是在全國已經進入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對西藏統(tǒng)治階級采取的特別溫和寬松的一系列政策，體現了黨中央對西藏民主改革的慎重態(tài)度，對西藏社會的歷史進程有著深遠的影響。

　　毛主席密切關注西藏社會變革，1959年5月7日，他在同自治區(qū)籌委會班禪、阿沛等負責人談話時指出：“你們對西藏改革的問題，有什么意見？西藏是不是需要改革？（班禪：我認為西藏改革是肯定的，不實行改革，西藏無法發(fā)展……）改革的政策需要商談，而且需要確定下來。建議你們在北京同民委和張經武同志先商量一下，回到拉薩后，再更具體地商量。”“你們和他們不同，站在我們方面。還有中間派，是動動搖搖的。還有右派，沒有同我們打。只要不同我們打，就還留有余地，你們就要對他們做工作。你們對中間派、右派做工作，比我們講話好。”

　　為了深入細致地搞好民主改革，1959年9月5日，西藏工委和到西藏進行調研的中央統(tǒng)戰(zhàn)部副部長汪鋒，向黨中央、毛主席報告了關于西藏民主改革中的若干問題。這兩個報告得到中共中央的原則批準。隨后，西藏自治區(qū)籌委會第三次會議通過了《關于廢除封建農奴主所有制，實行農民土地所有制的決議》和《關于西藏地區(qū)土地制度改革的實施辦法》等重要文件。西藏工委通過了《關于牧區(qū)工作的指示》《關于三大寺若干問題的處理意見》《關于劃分西藏農村階級的方案》《關于西藏地區(qū)土地制度改革方案》《關于執(zhí)行贖買政策的具體辦法》等一系列的具體政策規(guī)定，并獲得中央批準。

　　西藏各地、各單位結合實際，認真貫徹毛主席的指示，積極穩(wěn)妥地開展工作，并嚴格地進行了復查，從而保證了民主改革任務的健康發(fā)展，順利完成。

　　民主改革廢除了封建農奴主所有制，廣大農奴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土地和生產資料，勞動者可以在屬于自己的耕地和牧場中勞動收獲，并取得對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自由支配的權利。西藏民主改革的勝利，徹底廢除了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度，掀開了人民當家作主的新的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