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主義學院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性質的政治學院，是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的聯(lián)合黨校，是統(tǒng)一戰(zhàn)線人才教育培養(yǎng)的主陣地，是開展黨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工作的重要部門，是黨和國家干部教育培訓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2016年，中央社會主義學院成立60周年，習近平致賀信。賀信中說：“60年前，在毛澤東、周恩來同志等親切關懷下，中央社會主義學院正式建立，毛澤東同志親自為學院命名。60年來，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堅持正確辦學方向，在培養(yǎng)同中國共產黨親密合作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等統(tǒng)一戰(zhàn)線代表人士方面發(fā)揮了重要作用，為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度、鞏固和壯大愛國統(tǒng)一戰(zhàn)線作出了重要貢獻。”

　　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的“聯(lián)合黨校”

　　20世紀50年代中期，我國對農業(yè)、手工業(yè)和資本主義工商業(yè)的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以后，各界民主人士和工商業(yè)者進行自我教育的必要性和迫切性進一步凸現出來。

　　1955年冬，為適應統(tǒng)戰(zhàn)工作的需要和民主人士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要求，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向中央統(tǒng)戰(zhàn)部部長李維漢提出：“黨（指中共）有黨校，團有團校，各界民主人士也應有一所學習政治理論的學校。”

　　這個建議上報中央后得到毛澤東的贊同。關于學校的名稱，邵力子先生建議叫“毛澤東思想學院”，毛澤東則認為，還是叫“社會主義學院”比較好。

　　1956年3月31日，中央統(tǒng)戰(zhàn)部將《創(chuàng)辦社會主義學院的實施方案（草案）》上報周恩來并中共中央書記處。中共中央批準了《方案》，決定在紫竹院北側建設社會主義學院。

　　1956年10月15日，社會主義學院第一期學習班開學典禮在全國政協(xié)禮堂舉行，宣布社會主義學院正式成立。

　　1965年7月1日，全國政協(xié)秘書長會議決定，中央社會主義學院暫停辦一期。1965年7月10日，第六期學習班結業(yè)后，全體干部赴農村參加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暫停招生。自此，中央社院被迫停辦17年之久。

　　1982年2月，中共中央書記處決定，恢復中央社會主義學院。

　　周恩來關心社院建設

　　1956年3月31日，中共中央統(tǒng)戰(zhàn)部將《創(chuàng)辦社會主義學院的實施方案（草案）》報送周恩來并中央書記處審核。周恩來在《實施方案》上做了批示。

　　為了保障社會主義學院的建筑質量，體現民主黨派與中國共產黨休戚與共的精神，1956年4月5日，彭真建議中央社會主義學院的建筑標準與中國共產黨的高級黨校標準一致。這一意見得到了周恩來、劉少奇等領導同志的一致支持。

　　1956年7月4日，中共中央統(tǒng)戰(zhàn)部部長李維漢就《關于社會主義學院學習方法的規(guī)定（草案）》在政協(xié)常委會上討論一事，致信周恩來。

　　1956年7月23日，周恩來在《報社會主義學院副院長名單》上做了批示。同日，全國政協(xié)就社會主義學院建校方案函報國務院審核。國務院于9月15日同意，將社會主義學院校舍列入北京市1957年的基本建設計劃。同年11月11日，北京城市規(guī)劃管理局劃撥西郊紫竹院以北、中央民族學院以南地段為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建校用地。1958年3月，學院校舍建設正式開工。整個校舍建設工程，從1956年9月批準建設，到1960年10月正式完工，歷時4年。

　　社會主義學院的建設得到了周恩來的親自過問，整體進程和質量在當時已經達到了很高標準。學院建設過程中，充分考慮學員年齡等特點，校舍配置十分周到精心，學員宿舍、教室、小組會場、食堂、俱樂部、圖書館、小賣部和學院工作人員的辦公室均在一幢大樓內，令廣大學員感到十分方便。為了便利工作，學院還建設了兩套院長宿舍，其中聶真和千家駒各住一幢。千家駒把自己的書籍從城里住處搬到了學院宿舍，周末常住在學院宿舍學習、寫作。由于學院就緊鄰北京西北的紫竹院公園，學院學員和教職工平常都可以到此散步、消遣。

　　鑒于地方社會主義學院普遍成立的情況，為與地方社會主義學院區(qū)別，社院函報全國政協(xié)，擬請冠以“中央”字樣。1961年7月27日，全國政協(xié)秘書處函告社會主義學院：關于你院名稱冠以“中央”二字，全稱改為“中央社會主義學院”之事，我們已經呈報周恩來主席于7月25日批準。

　　周恩來與第一屆中央社院黨外副院長的交往

　　1956年9月，全國政協(xié)第二屆第29次常委會通過了中央社會主義學院的領導人選：院長吳玉章，常務副院長兼黨組書記聶真，副院長邵力子、楊明軒、千家駒，秘書長劉孟純。

　　中央社會主義學院第一屆領導班子中，吳玉章、聶真是中共黨員，邵力子、楊明軒、千家駒、劉孟純則是以黨外人士身份擔任中央社院副院長、秘書長之職。

　　邵力子是浙江紹興人，近代著名民主人士、社會活動家、教育家。新中國成立后，曾任政務院政務委員、全國人大常委、全國政協(xié)常委、民革中央常委。

　　1925年夏，邵力子因參加領導五卅運動，被上海護軍使下令通緝，離開上海前往廣州，任黃埔軍校秘書處長、秘書長、政治部主任，在這段時間里，他與周恩來交往甚密，結下了深厚的友誼。

　　1945年，邵力子與王世杰、張群、張治中作為國民黨代表參加重慶談判，與共產黨代表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會談，對促進簽訂《雙十協(xié)定》起了積極作用。1949年2月，邵力子參加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團赴北平，在石家莊會見毛澤東、周恩來。1949年4月，邵力子參加以張治中為首之國民黨政府和談代表團，在北平與周恩來為首之中國共產黨代表團談判，通過《國內和平協(xié)定》細則草案。

　　周恩來和邵力子，一位代表中國共產黨，一位代表國民黨，兩個人在談判桌上進行過針鋒相對的激烈斗爭，但在兩黨談判中又進一步加深了相互間的了解、增進了友誼。因國民黨拒絕在協(xié)定上簽字，和談失敗，邵力子清醒地認識到國民黨的腐敗、沒落、注定要徹底失敗，堅決站到了共產黨和人民革命的一邊。新中國成立后，邵力子已經是年近古稀的老人。但他心情舒暢，老當益壯，積極參加國家政治生活和外交活動，共商國是。他對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的崇敬之情與日俱增，與周恩來的交往更是肝膽相照、赤誠相見。

　　楊明軒是陜西戶縣人。新中國成立后曾任西北行政委員會副主席，第一、二屆全國人大常委，第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第四屆全國政協(xié)常委，光明日報社社長，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主席等職。

　　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楊明軒投身抗日救亡運動，在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中發(fā)揮了積極作用。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發(fā)生的當晚，楊明軒主持了有30多個抗日救國團體代表參加的緊急會議，擁護張學良、楊虎城的愛國行動與八項救國主張。12月16日，楊明軒主持在西安舉行各界群眾大會，以大會主席的身份發(fā)表講話，號召各界人士聯(lián)合起來，停止內戰(zhàn)，一致抗日。楊明軒與在西安的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共中央代表多次會晤，接受了關于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正確主張，并積極向各方面宣傳和解釋。

　　西安事變發(fā)生后，國際國內政治形勢錯綜復雜、變幻莫測，關乎國家和民族的命運和前途。周恩來與楊明軒共同為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和第二次國共合作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建立作出了重大貢獻。

　　千家駒，浙江武義人，經濟學家。新中國成立后任中國人民銀行總行顧問，清華大學、交通大學教授，政務院財經委員會委員，中央直屬私營企業(yè)局（工商行政管理局）副局長，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顧問等職。是第二至五屆全國政協(xié)委員，第六、七屆全國政協(xié)常委，民盟第五、六屆中央副主席。

　　1932年，千家駒受聘于廣西大學經濟系教授，學校禮遇甚厚。他在廣西作經濟調查，并出版、發(fā)表有關當地經濟發(fā)展的專著、文章，在廣西上層有較大影響，很受歡迎。

　　千家駒還有許多社會兼職，如廣西建設研究會經濟部副主任、《中國農村》月刊主編、《國民公論》編輯?？谷諔?zhàn)爭時期，千家駒在廣西創(chuàng)辦《廣西日報》昭平版。他整天忙于授課、開座談會、作報告，傳播革命思想，成了眾人眼中“比共產黨還要共產黨”的文化名人。

　　事實上，千家駒確實與共產黨領導層有較多接觸。他曾回憶說：“徐特立來桂林時，李克農要我介紹徐老去拜會桂省主席黃旭初。葉劍英路過桂林時，也是我主持大會請葉劍英在廣西大學作報告……周恩來有一次路過桂林時，特地約我與胡愈之個別談話，他諄諄告誡我說，要‘作長期隱蔽打算，不要過露鋒芒，要保存實力’。”

　　1949年初，千家駒著作《中國經濟展望》發(fā)表于《華商報》。在河北西柏坡，他與李維漢、周恩來、朱德、毛澤東等中共中央領導人見面、會談。新中國成立后，千家駒被任命為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委員、中央私營企業(yè)局副局長。

　　劉孟純是廣東惠陽人。有張治中將軍“文膽”之稱。新中國成立后任新疆省人民政府秘書長、政務院參事、全國政協(xié)副秘書長、民革中央秘書長、中央社會主義學院秘書長等職。

　　1949年4月16日凌晨4時，周恩來單獨與代表國民黨來北京評判的代表團顧問屈武晤談：“國內實現和平的希望很小，如果決裂了，你要趕緊回新疆去，策動那方面的部隊起義，盡量使人民不受或少受損失。”

　　遵照周恩來的指示，屈武返回新疆執(zhí)行和平起義的秘密使命，首先便約見了他的朋友、傾向進步的國民黨西北軍政長官公署秘書長、新疆省政府委員兼秘書長劉孟純，向他轉述了北平和談經過，透露了周恩來、張治中對新疆和平起義的意見。劉孟純欣然應允。

　　正當新疆擁護和反對起義斗爭的各種政治力量在殊死角力的關鍵時刻，鄧力群按照黨中央的指示，于1949年9月15日由伊犁秘密抵達迪化，多次與陶峙岳、包爾漢、屈武、劉孟純等商談，向他們講解形勢，曉以大義，闡明我黨關于和平解放新疆的方針政策，并就起義后軍政人員的安置、軍隊改編、待遇等予以答復以解除其顧慮，堅定他們和平起義的信心。

　　1949年9月25日，劉孟純與陶峙岳、包爾漢、屈武等人率新疆國民黨軍政機關起義，實現了新疆的和平解放。

　　1950年初，中共中央派專機將劉孟純全家接出新疆。臨行前，司令員王震親自來到劉孟純家中探視慰問送行。到達北京機場時，周恩來親自前往迎接。毛澤東還親切接見了劉孟純并共進午餐。臨別時，毛澤東握手勉勵劉孟純三句話：“一、你為新疆和平解放盡了最大的努力，我代表全國人民感謝你！二、你拯救了十萬生靈！三、我們今后還要重用于你！”

　　周恩來對劉孟純說:“你先在政務院熟悉熟悉情況，以后還有許多工作要借重你。”毛澤東和周恩來兩位領導人的話語猶如甘露一樣澆灌在劉孟純的心里，使他深受感動和鼓勵。